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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稳增长大背景下，内需不振成为了主要制约因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下经济工作的重点。

近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就2022年经济工作表示，积极出台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实施好即将出台的扩大内需战略纲要。

扩大内需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最近一年多居民消费恢复滞后于经济复苏。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43亿元，同比增长3.9%，比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4.4%，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这与疫情之前两位数的增长相比，回落幅度较大，疲弱的消费数据将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的复苏。因此，当前经济稳增长需要尽快扭转居民消费增速下行态势，确保经济持续复苏、增速保持平稳水平。

然而，疫情暴发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一轮轮的刺激消费政策，不少地方发放消费券、大搞“购物节”，但从随后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居民消费整体疲软的态势一直未有改观。

一些观点把消费不振归结于疫情的影响，的确可以部分解释，如餐饮、文旅行业这一年多受冲击较大。但深层次且可能构成长期影响的原因包括疫情后中低收入阶层可支配受入增速下滑甚至下降，分化加剧。

疫情加剧了收入分化，从公布的居民消费数据可见一斑：疫情后社零增速滞后，社会总需求不振，但富裕阶层的消费不降反增，去年以来国内豪华车、奢侈品及豪宅的销量均逆势大幅增加，部分大城市奢侈品商店常常排起长队。

具体来看，是在流动性较往年更为宽松的背景下，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让持有股权、房产资产为主的富人更富，也让部分受益于流动性宽松行业原本收入较高的从业人员获益，同时，互联网新业态让收入集中到少数人员，特别是以销售商品为主的直播行业。相比之下，过去一年多，外贸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点，但原材料价格上涨并未完全传导至出口商品终端价格，导致以中低收入从业人员为主的外贸行业工人收入并未相应增长，更不用提受到疫情负面冲击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收入更是减多增少。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举措是加大二次、三次分配力度，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优化分配格局，达到“提低、扩中、调高”目的，即调节高收入者，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以最为重要的税收调节为例，目前中国税收以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前者主要由消费者承担，后者则指向富裕阶层，未来有必要减轻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品需要支付的增值税，同时开征或提高直接税。此外还应加大对互联网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查税力度，督促依法纳税，调节过高收入，这点体现在近期对直播人员和艺人偷税漏税的整顿。

同样重要的是通过促进就业优化收入分配，包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中低收入群体充分就业，实现居民收入和居民就业的稳步向好。具体可通过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融资与税费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通过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合理优化员工收入结构，等等。

贫富差距、收入分化是市场经济自身运行难以避免的结果，也是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放任发展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将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这也是今年以来屡屡提及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要原因。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成为抑制居民消费重要的因素，未来欲扩大内需，在常规措施外，还需重点解决收入分化加剧问题。